央行超發43萬億人民幣引發通脹 推動農產品上漲

　　10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作出了令外界頗感意外的加息之舉。

　　為什么中國貨幣政策轉向來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靈在上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言：“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央行存在貨幣超發的問題，特別是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用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在我看來，此次央行希望通過加息向市場釋放中央決心調控通貨膨脹預期的意圖，以及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的信號。”吳曉靈說。

　　有學者評論認為，此次央行加息不僅是“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終結，更是對過去10年，甚至30年過度依靠貨幣推動經濟的一次重要的貨幣政策轉向。

　　貨幣超發43萬億元

　　“央行加息其實來的太晚了，貨幣超發已經那么嚴重，早就應該實施收緊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告訴記者：“我們看到包括綠豆、姜、蒜、辣椒在內的通脹風險。”

　　根據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9月我國CPI同比上漲3.6%漲幅創下23個月新高;當月食品價格更是同比漲幅高達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長是否是由貨幣超發引起的呢?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于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于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通貨膨脹與貨幣超發之間存在的關系也得到眾多中國學者的認同。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貨幣老虎越養越大”。

　　據統計，2009年底，我國33.54萬億元的GDP規模，是1978年3645.2億元GDP規模的92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M2，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底的60.62萬億元，為705倍。

　　吳曉靈直言：“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根據官方數據，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13.5萬億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09年，我國GDP總量為33.5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為60.6萬億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萬億元。

　　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之間的比例在進一步加大。根據央行數據顯示，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余額已經達到了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超發貨幣將近42.774萬億元。{page_break}

　　央行操作獨立性不足?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的貨幣超發，其最大的誘因，是金融危機爆發后帶給中國的通貨緊縮之憂。

　　2008年12月，時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樊綱在上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暗示稱：“央行掌握貨幣發行權的時代，要出現通貨緊縮的情況也并不容易。”

　　這意味著在經濟危機之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即有通過超量的貨幣發行來托住經濟增長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的“爭取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7%左右”目標，最終卻是以增長27.7%表現出來的，高出10個百分點。

　　有學者認為，正是央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過去30年(特別是近10年)央行“積極”推動貨幣超發的情況推向了極致。吳曉靈在解釋原因時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過去那么多年出現貨幣超發的情況，存在央行調控不到位的問題，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個成熟的過程，調控技術逐漸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國的央行操作獨立性還有待與提高。”

　　但吳曉靈也表示，中國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貨幣政策的時候有獨立性。“中國的央行是內閣成員，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強的獨立性，我認為調控起來可能會更好一些。”

　　雖然吳曉靈認為過去30年相當超量的貨幣都被新增商品(資源、土地等等)的市場化吸納，但她仍然無法接受目前央行實行的超高的貨幣供給是“理所應當”、是“合理”的。

　　吳曉靈建議，如果中國政府將“十二五”規劃期間GDP增速下調到7.5%~8%之間，未來幾年的CPI控制目標上調到4%，那么未來幾年廣義貨幣增長率應該控制在13%~14%以下來應對流動性泛濫。從未來兩年的央行貨幣政策來看，逐步收緊貨幣供應增幅并消化過多貨幣供應是當務之急。{page_break}

　　如何消化超量貨幣

　　如何消化超量貨幣?這是一個極為復雜而難解的問題。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勢必會形成從跨境貿易結算的結算貨幣進而成為各國的儲備貨幣，如果這樣的話，從長期來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擔心超量人民幣的出路問題了呢?

　　此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曾擔心人民幣國際化之后會對央行控制國內信貸規模產生影響。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境外人民幣增多的話，對于央行調控廣義貨幣會產生影響，考驗央行調控能力。”

　　但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來化解貨幣超發既不現實也不可行。吳曉靈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要計算貨幣供應量只能以國內的通貨膨脹目標為主，調控該國的貨幣供應量要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如果要加入國際流通因素來衡量或調控貨幣供應量則難以做到。

　　周其仁則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據中國改革的早年經驗——“水多了加面”，比較合理的政策組合似乎應當是：或動員更多的資源進入市場，以消化源源不斷超發的貨幣;或減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須嚴格控制貨幣的超發。

　　“最糟糕的組合呢?就是既聽任貨幣被動超發，又在市場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