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中國提振內需天敵是對民財剝奪

　　2011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深化年，中國經濟改革與體制改革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投資與出口的興奮劑逐漸減量，改革進入劇痛期，貧富差距導致的民怨與市場效率低下導致的通脹，將越來越嚴重。

　　根據2010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交的研究報告，勞動者報酬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卻年均增長22%，目前，我國已成為排名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大國。

　　我國的初次分配大成問題，勞動者薪資不到企業成本的10%，最近兩年有大幅上升，但企業并沒有為實體經濟減負;再分配同樣不公平，典型的就是個人所得稅，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于“起征點”之上的中低收入家庭。換句話說，如果提高個稅起征點，會有千億的稅收損失。三次分配更成問題，慈善成為壟斷市場。

　　貧富差距的寫照。

　　不要責怪中國居民不消費，而要問政府是否給了居民放心消費的環境;不要對盡力消費的居民實行減存款利率等刺激療法，而應出臺培育有效消費群體的政策;不要把經濟把消費綁定在車市、樓市上，而應該發展參差多態的服務消費品種。

　　消費數據還可以騙人。2009年7月29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當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報告，研究顯示，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有66%來自政府和企業的貢獻，而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只能夠解釋剩下的34%。因此，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每年18%左右的增速，大多數由政府和企業貢獻。中國不是沒有人消費，而更多的是政府在消費，是企業在消費。

　　提振內需，要靠新一輪城市化過程中的民富與民有，而不是荒唐地以政府消費代替民眾消費，以稅費刺激政策鼓勵民眾超前消費，甚至以畸形的奢侈品消費掩飾普遍的消費不足。

　　2009年由于稅費刺激政策，使樓市與車市消費處于前所未有的高位。短期興奮劑不可能有長期療效，負作用巨大，如果刺激政策退出，車市將大幅下滑，而樓市泡沫居高不下增加了中國經濟高處不勝寒的風險。

　　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與有效消費群體是正確選擇。關心中國經濟的人不難發現，近兩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心逐步傾向農村——從免除農業稅費到浙江等地正在試驗的農地入市流轉，而中國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把農業人口的轉移、從城鎮就業到落戶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點。

　　我國城市化率已達46%左右，處于走向城市化國家的關鍵時期。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間，是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黃金(1333.90,1.60,0.12%)時期，因此，未來5-10年，將是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時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打工者能夠從候鳥變成定居者，中國的消費完全可以上升10個百分點以上，未來消費拓展大有空間。

　　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由資本圈地讓農民上樓，可能形成新的城市赤貧階層，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一再強調新一輪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民的剝奪。

　　如果無法提振普遍的居民消費，中國的內需只能靠進口與投資拉動，目前已經出現跛腳跡象。

　　我國的民需如果不是由民富推動，而由投資與進口推動，那么，再過數年，居民消費將大幅下降，而政府的債務將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稅費還將節節上升。

　　民眾不富、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在與壟斷企業的碰撞中敗下陣來。民間市場萎縮，壟斷與資本時代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既得利益階層在包括個稅改革、房產稅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個方面游說，使得中國的稅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決現有的分配失衡問題，反而成為通脹的同義語，每年獲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階層，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價，每天提著菜籃子發愁，提振內需成為一句空話。

　　如果改革依然無法在民富、民資使用方面取得突破，中國此輪改革會成為洋務運動悲劇的重演。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很簡單，不是看GDP，不是看財政收支，而是看居民消費與物價，如果居民消費下降而物價居高不下，說明改革失敗，反之，說明改革成功。

　　中國提振內需的天敵是對民財的剝奪，從古至今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