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中美合作與分歧局面將持續

　　8月1日，身背雙肩包的駱家輝帶著全家輕松現身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這位具有“中國臉”的美國前商務部部長正式宣布就任美國駐華大使一職，成為首位華裔駐華大使，也是首位“部長級官員”就任駐華大使。

　　8月17日，美國副總統拜登抵達北京，開始他的亞洲三國之行。拜登在美國國內一向以精于外交著稱，《紐約時報》稱他“在奧巴馬政府的最重要決策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事實上，輕松就職與外交訪華的目的昭然若揭：奧巴馬政府對對華關系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

　　網絡“駱旋風”

　　14日，世界140多家媒體涌進位于北京光華路的美國大使官邸，參加駱家輝的媒體見面會。這位華裔駐華大使早已引起了中國媒體的高度關注。

　　在美國，駱家輝被認為是一位經濟貿易專家。雖然是美國民主黨員，但他卻持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主張減少政府開支、減稅、自由貿易。因此，有民主黨人士批評他擁抱了共和黨的政策。他被認為是“親商界的”，同情跨國公司，致力于推廣美國產品、維護美國公司在海外的利益。

　　同時，駱家輝也是對華經濟專家。據稱，他熟知美國在華的企業情況，在中國政界也有自己的人脈，而這些顯然是奧巴馬選用他作為駐華大使的重要理由。美國商務部商業咨詢委員董繼玲認為：“奧巴馬政府對華關系已經重視到需要用一個內閣部長來做大使的程度。”顯然，選擇駱家輝是一次“強有力且外交技巧高超的任命”。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 Lieberthal)告訴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我認為這反映出了奧巴馬政府非常嚴肅地對待經濟與貿易關系，希望有一位這方面的內行人士。”

　　但是駱家輝在任內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美國債務危機、人民幣匯率、美國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等等，這些都是兩國經濟之間長期存在的爭議，當然還有一直存在的政治方面問題。

　　至于華裔身份在以后能幫駱家輝多大忙，這一點并不確定。但從表面看，華裔身份必定能對中美文化和社會交流有一定促進作用。事實上，這一特殊身份還拉近了與中國民眾的距離。其樸素隨和的形象迅速被網友流傳。他背包提行李的照片被網友廣為轉載。還有人在博客上呼吁“領導出行請參照駱家輝的標準執行”。

　　現在看來，駱家輝剛到中國就在網上刮起了一股“駱旋風”，甚至已經成為了“政治明星”，可能達到了美國政府也沒想到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拜登訪華：債務、匯率與政治

　　就在駱家輝抵華之后的不久，美國副總統拜登也登上了訪華之路。據報道，拜登訪華原本目的是為了加強與中國領導層的交流。“簡單地說，我們是在為中美關系的未來投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托尼·布林肯對美國CNN表示。

　　但是，近期的美國債務危機讓幾乎所有的媒體和觀察家都認為拜登訪華的最重要議程就是討論美國債務問題。據彭博社報道，拜登將要給北京帶來一個信息：“你們借給美國的錢是安全的。”顯然，拜登本次訪華可能也是借此對世界放出信號，提升美國債務持有國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美國白宮官員表示，拜登將會向中國解釋美國 “非常有力的一攬子赤字削減方案”的優點。他也希望告知北京，標普調低美國信用等級之后，奧巴馬政府有了應對政策，希望打消北京的憂慮。拜登將向北京強調：“美國有能力、有意愿、并會全力應對我們面臨的嚴峻財政挑戰。”

　　美國財政部國際事務副部長勞·布蘭納德透露，拜登之行另一個重點是人民幣升值的經濟議題。拜登將繼續勸說中國政府調整人民幣匯率。雖然人民幣自去年以來略有升值，但仍然是中美兩國之間最敏感、常常僵持不下的話題。《紐約時報》寫道：“不清楚拜登先生有什么樣的杠桿。”

　　14日，世界140多家媒體涌進位于北京光華路的美國大使官邸，參加駱家輝的媒體見面會。

　　同時，李侃如透露，拜登很希望能夠對中國經濟的現狀了解更多。“所有的媒體都聚焦在美國經濟上，但是中國經濟自身也有非常嚴峻的挑戰，”他認為，“副總統將希望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政治和經濟是怎樣交融的，以及因此對中國會有怎樣的期待。因為中國經濟怎樣進展將直接影響那些與美國經濟相關的問題。”

　　另一個拜登需要交涉的就是政治問題。美國國家安全參謀部(National Security Staff)亞洲事務高級主管丹尼·拉塞爾認為，預計拜登會和中國官員討論解決朝鮮和伊朗核武器問題以及東亞的安全議題；中國人權也是美國高級官員經常會提起的問題。另外，雖然白宮透露拜登將不提及臺灣軍售話題，但是中國國內有學者認為討論過程中仍然有談及這一問題的可能。

　　中美合作與分歧局面將持續

　　中國媒體對駱家輝就職與拜登訪華均予以了大量關注，他們還未到中國就已經被閃光燈包圍，似乎彰顯了二人在中美關系新近走勢中的重要性。

　　實際上，不論是駱家輝就職，還是拜登訪華，均不太可能改變中美關系的格局。究其原因，就在于國家間交往的主要是由結構性因素推動的：包括國際體系、國際制度、國內政治構成及文化因素等等。

　　國際體系是一種權力格局，在國家力量沒有發生大規模變動(例如蘇聯解體)的情況下具有其內在穩定性；國際制度是各國討價還價的結果，一旦建立就很難推翻；國內政治因各國政治制度不同而相異，像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經過反復辯論與商討，還要受到民意制約；文化因素決定了人們的主觀認同，這一點也不會輕易改變。政治家作為行動者可以對政策制定和中美格局產生影響，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影響是有限的。

　　中美關系之間的主要問題也是結構性的，其間既有中美力量對比之變化帶來的沖突，也有具體的經濟利益摩擦，以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分歧。如果不能改變結構性的因素，這些分歧不會得到本質改變。一些公眾對駱家輝給予了厚望，希望他能給中美關系帶來正面影響。但駱家輝不會因為對中國的感情而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而且美國外交的決策權是在華盛頓，而不在大使館。

　　而拜登訪華也未必能推動中美關系實質性的進步，美國的債務風險所產生的“蝴蝶效應”還會繼續，中國政府不會因為一次“政治公關”就消除對美國債務的疑慮。2009年奧巴馬訪華的時候引起了大量的媒體與公眾討論，猜測他能給中美關系帶來什么效應，但基本的政治經濟分歧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但是，整體上看，現在中美關系的合作遠大于沖突。在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年輕的議員拜登就曾經訪問過中國。那時候，他發現這個窮困的國家正在走出“文革”的陰影?，F在，當他再次訪問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了美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者。駱家輝在媒體見面會上表示：“美國和中國有著極其重要和復雜的外交和經濟雙邊關系，這一關系有挑戰，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有擴展合作和協作的極大希望。”BBC認為，“華盛頓已經非常小心不去擾亂中國”；“華盛頓堅持認為中美之間根本上是伙伴關系，并且駁回了中美之間是零和博弈的建議”。中美關系之間已經進入高度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的階段。2010年，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進口總額達到3649億美元，涉及貿易摩擦的份額僅占中美貿易總額的1%。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到6月末，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為11655億美元，已連續第三個月增持美國國債。

　　另外，對于現今的中美關系而言，上述結構性的因素不是靜止的，而是在變化中，只不過這種變化是漸進式的?？梢酝茰y，在結構因素不發生大規模改革的情況下，未來中美兩國關系會緩慢變化，但是我們并不知道未來會邁向哪個方向。政治精英會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們的能力是受到制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