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如何涅槃重生

　　近來，有關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理論界多有探討。在各類研究中，我們認同“三期疊加”的概括，即，自2009年以來，中國經濟基本結束了長達30余年的高速增長時期，進入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我們以為，這一概括不僅明確劃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而且精當地指出了發生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

　　進一步分析，在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應三者間，核心因素顯然是增速換擋和結構調整，因為，消化前期政策效應，既非實體因素，亦不會延續許久。如果我們將對速度變化和對結構調整的分析綜合起來，自然可得結構性減速的概括，因為，增速換擋是現象，結構調整是原因?；谶@一邏輯，我們認為，結構性減速，構成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征。

　　對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預測，可以佐證我國的結構性減速趨勢。中國社科院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的預測結果顯示，在2011~2015年、2016~2020年和2021~2030年三個時段內，中國潛在增長率區間分別為7.8%~8.7%、5.7%~6.6%和5.4%~6.3%;增速遞減的趨勢甚為明顯。

　　無論如何解說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都構成其主要外在特征。這一表象，致使很多研究者較多地關注其負面含義，更有甚者，少數研究者索性將之與“經濟衰退”甚至“硬著陸”等量齊觀，心懷叵測者更據此再次唱衰中國。

　　增長速度下滑僅僅只是新常態的外在表象。新常態區別于常規經濟周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發展離開常軌，另辟蹊徑的新發展。換言之，新常態孕育著革命性轉變。在全球范圍內，新常態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調整、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系的再造;在國內，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態還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走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將從根本上脫離開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方式，走上追求質量、效益、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并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換言之，新常態再次給我們帶來了發展機遇，并在新條件下與時俱進地為我國的戰略機遇期賦予了全新的內容。我們一定要從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性特征出發，保持戰略定力，全面調整理念、心態、戰略和政策，迅速適應新常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和法治結構，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去投資依賴

　　新常態為去除投資依賴癥提供了必要環境。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各自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其動態，來分析投資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進而揭示新常態的去投資依賴作用。

　　可以明顯地看到，經歷了2008年的暴漲以及隨后2009年的暴跌之后，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趨于穩定，其絕對值保持在小于5%的范圍內。鑒于國際環境進一步趨緊和國內出口部門結構調整，研究者一致認為，這種狀況今后將長期持續。

　　除去凈出口，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體相仿?？紤]到國內消費長期相對穩定且變化緩慢，這樣的推論就應當成立：倘若投資增長率下降，我國GDP增長率將隨之下降。事實正是如此。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多年來一直保持在平均26%左右，但是，自2011年緩慢下降之后，在2013年降到18%，2014年上半年更降至16%。伴隨著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節節下降，我國GDP增長率亦步亦趨，也逐漸降到7%~7.5%之間。

　　以上分析表明：投資增長率下降是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的主因。這意味著，如果說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之一，就是改變依賴投資的增長格局，那么，新常態無疑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宏觀環境。這正是我們多年孜孜以求的局面。

　　擠水分

　　國民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逐漸減弱，還為去除我國經濟中的水分，提供了有效途徑。

　　說到經濟增長的水分，人們立即想到的是“虛報”，是統計數據的浮夸。地方政府高報經濟成果確是事實，但是，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水分，主要并不表現在統計數據的浮夸上。因為，存在著另一類因素，即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漏統”，可能會抵消虛報而有余，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的實績可能比統計數據顯示的還要高一些?；驹蛟谟冢袊洕陌l展始終伴隨著一個可稱為“貨幣化”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國民產出通常難以被統計體系及時、全面、準確地捕捉到。有兩個大家熟悉的事實可為佐證。其一，我國分別進行過兩次全國性經濟普查，每一次普查之后，統計當局都向上修正了原先的數據，修正幅度接近10%。其二，長達20年來，我國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著高于實際GDP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和的態勢，換言之，在相當長時期中，我國一直存在規模很大的貨幣供給找不到對應的去處，用專業術語來說，即我國長期存在大量貨幣“迷失”現象。實踐上，貨幣迷失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有一部分國民產出未能被及時、準確、全面捕捉到，造成GDP低估;或者，物價上漲的水平被低估了。在現實中，這兩類情況都客觀存在。

　　我國經濟中的水分，主要應從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尋找。眾所周知，投資在當年是內需，它直接被計入經濟增長率中。對此，可有兩問：其一，年復一年的投資是否形成了現實生產能力?顯然，如果投資不能順利地形成生產能力，變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其二，假定投資形成了生產能力，那么，這些生產能力是否被充分動用了?顯然，如果生產出的產品因無對應需求而形成積壓，或者，因市場需求不足，這些生產能力自形成之日起就沒有充分甚至根本就沒有發揮過作用，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從而消費力不足的同時出現產能過剩和產品積壓，與這種狀況對應的經濟增長便是水分。毋庸諱言，產能過剩這種水分，已經構成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死荷重”。

　　如果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速下降無非只是壓縮了上述水分，這種減速就值得我們舉雙手歡迎。而且，不斷地擠出經濟增長中的水分，正是提高效益、提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路徑，也正是我們越過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發達經濟體的必由之路。

　　創新驅動

　　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其主要動力將由過去的要素規模擴張全面轉向創新驅動。從體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實現創新驅動，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確立“正向激勵”(gettingincentivesright)機制;二是“理順價格”(gettingpricesright)。換言之，我們必須在創新驅動過程中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在實處。

　　“正向激勵”是指重構創新激勵機制。我國這一機制存在明顯缺陷，既表現在知識產權制度的激勵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也表現在對人力資本的薪酬和產權激勵機制尚不健全。應對此狀，亟須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大對違法者的懲戒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形成可信的威懾力量;同時，構建人才創新活動的科學評價和有效激勵機制，如推行技術入股和技術期權制度，大力推進“技術資本化”，使技術人員獲得強大創新動力。

　　“理順價格”是指充分發揮要素價格的導引作用。實踐一再證明，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相對價格會靈活變動并引導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經濟增長方式自身會逐步地從粗放走向集約。但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由于要素市場化程度不足，導致要素價格被扭曲和低估，直接刺激了市場主體密集使用相對廉價的有形要素，而較少有動力和壓力投資于自主創新。糾正這一局面的關鍵，是要理順價格信號，通過持續推進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形成要素的有效定價機制，使要素價格能夠“逼近”供求決定的真實均衡水平。在此基礎上，微觀企業當能建立理性的主體預期并不斷校正其主體行為，從而建立起持續創新的機制。

　　除了發揮市場在創新驅動中的決定性作用，還應“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應當承認，在創新過程中，一些外部效應沒有辦法被市場完全考慮，比如，企業創新升級會為其他企業提供公共知識，基礎設施建設會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資回報率。由于這些外部效應無法完全通過市場途徑內在化，需要政府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方面發揮應有作用。但同時也應強調，政府在產業選擇、技術選擇方面，不能過度干預，更不宜自己“親自上陣”。近期以光伏產業為代表的一些新興產業所經歷的巨幅震蕩，就與政府主導背景下押注錯誤的技術方向，以及大規模重復投資不無關系。我們認為，倘若要實行產業政策，為克服政府失靈，有必要區分選擇性產業政策和功能性產業政策(Lall，1994)的差別，明了直接干預型和間接誘導型產業政策的分野。這里的核心要義是，產業政策應是矯正市場失效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市場的安排;是引導企業行為的正向激勵框架，而不是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