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的回落確實引起市場對“通縮”的擔憂

　　從經濟運行的形態來說，經濟波動一般是指經濟圍繞著自身的潛在增長率形成穩定波長的短周期波動，在價格市場化的假設下，只要債務危機沒有實質性發生，經濟增速長時間低于潛在增長率的基礎是不存在的。因此，價格波動總會對資源進行不斷均衡化調配，從而使經濟在長期趨向充分就業。

　　很顯然，從就業數據來看，中國離通縮的風險還有一段距離。一個佐證則是：由于通縮往往意味著經濟短周期的向下波動，根據利率和物價是自平衡短周期的重要因素來看，如果貨幣政策把利率降低抑或物價降到足夠低的程度，一般可以很快走出通縮。但最近幾年的一個現象是：經濟走勢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明顯鈍化，2012年及2014年，貨幣政策曾顯著寬松，但對經濟一直沒有被顯著拉動。因此，從潛在增長率的走低可能更能解釋目前經濟逐級滑落的現象。

　　市場既相信信息是有效的，又相信信息是不夠對稱的，由此就會產生這樣一個推論：一定有什么因素是不可知但嚴重影響了市場，這會讓人自主聯想起“通縮”。但是宏觀數據顯示的卻是，工業增加值在今年一季度快速回落了4%，而進入下半年后工業增加值一直是平穩在6%附近，為何現在“通縮”的擔憂遠遠多于上半年?或許可以這樣來解釋，上半年快速上漲的“牛市”使市場的想象力爆棚，市場對經濟對改革的“腦補”掩蓋了經濟短期快速下滑這一真相。

　　第二個原因在于眼球準則。所謂眼球準則，就是市場對標志性事件的關注程度要超過趨勢本身。譬如說，美國從開始退出QE起(2013年四季度)，人民幣匯率已經從6.04貶值到了6.26，但直到人民幣匯率在8月中旬連續快速貶值5%，市場才驚呼“人民幣貶值時代已經來臨”;外匯占款從上一輪通脹褪去那個時刻起，已經出現了增速持續走低，直到外匯占款增速跌破0(常態負增長)時，甚至外匯占款三季度流出規模持續突破歷史新高，市場上才擔心外匯占款的負面影響;當然對經濟走勢亦是如此，市場的擔憂與經濟指標或資產價格的走勢，并非呈現出嚴格的線性關系，甚至可以用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來解釋這一現象，“眼球準則”也是市場擔憂的基礎所在。

　　那么，是否真的“通縮”了呢?在談及“通縮”之前，我們要先知道什么叫“通縮”，按照經濟學的定義，所謂通貨緊縮，必須由“三個要素”構成：物價持續下降、貨幣供給量的持續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簡單聯系這三點就可推知，“通縮”是由于購買力下降所導致的經濟現象。但是，如今真的購買力不足嗎?

　　我們先來看這樣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是，在2008年危機之后，中國經濟步入長趨勢下滑的軌道中，GDP增速更是從12%下滑到目前的7%左右。但與此同時，就業情況在這一階段卻表現強勁，勞動力市場上的求人倍率從2009年0.85的水平趨勢性上升至目前1.06的水平，并且該數據近期形成了15年來最高的頂部位置;如果我們用城鎮就業人數/城鎮總人口來估計目前城市的就業情況，也能得出相似的結論，2014年該比值已經上升至24.4%的水平，是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第二個現象是：就在9月CPI數據公布的前一周，在十一長假期間，中國游客“攻陷”了日本市場、印度市場、歐洲市場等市場。從這兩個例子來可以看出，就業沒問題，購買力也就不成問題，這才造就了逐漸火爆的海外消費市場。

　　需要說明的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導致的勞動力規模下滑，并不會給消費產生太大影響。

　　在第二輪人口生育高峰之后，中國人口增速的又一次高峰發生在1987年，如果我們假設大多數人在上完本科或研究生之后，就會成長為勞動力的話，那一個人形成城鎮勞動力的年齡應該在22-24歲之間，從1987年往后推算，2009年到2011年之間正好是中國經濟面臨勞動力沖擊的拐點。

　　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紀90年代中國重化工業的發展和城鄉二元制政策，很多農民成為城市的“勞動力”，這使得中國第一輪城鎮化又增加了一波特殊的勞動力。然而目前來看，這一輪對城市的人口紅利也接近完結，一是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已經從解放初84%快速下滑至目前29%的位置;二是經不完全統計，目前留守農民大多是歲數較長，缺乏其他工種勞作能力的農民。

　　不過，雖然勞動人口在下降，但是勞動力結構和消費習慣也發生了很大改變，人口紅利的變化并不會給經濟帶來消退。盡管中國經濟的規模效應在邊際性遞減，但勞動力在與用人單位談判時，才具有更高的談判資本。因此勞動力資本的價格在利潤分成中也占據了更高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