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改革就要打破黨國大公司

　　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寧所說的“國家辛迪加”，其實所謂“國家辛迪加”問題，不是一個國企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我們的體制就是列寧斯大林體制。列寧把它叫“國家辛迪加”，東歐的改革派經濟學家用了更加現代的說法，叫做“黨國大公司”。改革就要打破黨國大公司改革就要打破黨國大公司

　　我一直反對政府越位干預市場，這幾年，政府又在大力補貼技術創新，但科學和技術是兩碼事，科學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沒法說發現某一個數學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錢的回報，所以應該由政府負責投入，但技術創新是由市場獎勵的，政府拿出幾千萬、上億的錢去獎勵一種技術是沒有道理的，技術創新為什么要政府拿錢去獎勵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斷哪一種技術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說某種技術本身也許是先進的，但它在市場上能不能成功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我們現在都是政府說要發展什么技術，然后就大量地給錢，最后的結果是什么?你看看我們的光伏產業已經成了什么樣了。

　　不止光伏，現在全國都在做LED，最厲害的可能是我的家鄉常州，要成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為資源是稀缺的，給了這個企業資源，那個企業就拿不到。

　　現在整個江蘇都是這個情況，光施正榮就有200億元資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錢來支持LED產業。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資，廣東那邊說，你把公司搬到廣東來我們就可以投錢，但當地政府說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給你的幾個億就白給了。所以這種政府介入投資的模式本身就極不正常。

　　政府是一個一個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個電動車的十城千輛計劃，現在大概有20多個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錢來補貼，十城千輛總共就是一萬輛轎車。目前，兩三萬輛車應該說就達到了最低的經濟規模了，可是現在一點兒用都沒有，各地都把單子給本地企業了。二十幾個一千輛，就達不到有效規模，這個錢是白花了。制造業只要規模上去，成本就下來了，但每個企業都拿一千輛的訂單有什么用?

　　這種事情因為節約能源、減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給補貼的，一般的原則是一進入競爭就不能補貼了，但我們不是，政府還會決定把錢給哪個品牌，這是違反公平競爭法的。按市場經濟的做法，應該補貼需方，然后通過市場購買，哪家好買哪家的。

　　家電下鄉也是有問題的。有些品種本來就已經要淘汰了，因為家電下鄉，實質上維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所以還牽扯到所謂分配改革的問題。分配改革上的問題很大，老是說要政府掏錢，結果是稅加得那么重，哪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一些小企業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們不敢公開說)，說我們這些行業領頭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關愛，但他們根本體會不了我們的困難。我2004年到浙江調查的時候，就發現從省里一直到縣里，都有要扶植的企業名單，這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競爭的基本原則，但是大家見怪不怪，認為當然的，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間企業!

　　剛才講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問題呢?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從投入方面看，資本的比重越來越高，勞動的比重越來越低。結果在分配上，資本的收入就越來越高，而勞動的收入越來越低。而資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擁有不了的，資本的擁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業，企業又以國有企業為主，私營企業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業，結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傾斜，向國有大企業傾斜。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

　　所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資在整個增長中的貢獻，要提高效率，或者技術進步。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在增長中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的比重和專業人員的比重。從分配上說就是勞動者的比重要進一步提高。

　　轉變增長模式不是喊個口號，黨中央做個決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場上要優勝劣汰之外，對勞動者要進行培訓，要普及義務教育。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重視教育，搞了兩三代人經濟才起飛，我們現在大量的農民工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接受。

　　廣東大量的農民工子弟，(當地政府沒有將農民工子弟的教育與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視同仁)當地政府說，農民工子弟應該回到家鄉去讀書。現在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結果社會問題就不斷發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廣東經常出現。外地人的孩子也無法就業，本地人靠房子獲利，兒子、孫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學習，賭錢，所以一個小事就能引起幾千人打起來。

　　現在有些企業主動辦職業技術類大學，目的就是培養高水平的技術工人，盡可能實現生產自動化。這本來是件好事，但有的民辦大學是打著辦學的名號拿地。這事很復雜，你說哪個企業該表揚也很難說。

　　我們在互聯網應用方面有幾個數字，已經連續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們現在的平均帶寬還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網人數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億人左右)增長就很慢很慢，但人家還在增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為我們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說我們的光纖基干網，以我們的人數，1條就夠了，算上戰備，2條就夠了，但我們全國過去弄了6條，現在正在另建廣電的1條。政府把市場分隔了。

　　搞電子政務的時候，各個機關都搞自己的系統，最后這些系統連不起來，而且有意不讓它連起來，比如說公安部掌握的企業信息和商務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為自己的財產壟斷起來。

　　根本的問題在于，政府不應該管那么多。美國就一個商務部，商務部是管市場的，不管企業，我們不是，一直管到企業去了。不僅是商務部，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都這樣啊，因為有了權就有錢。

　　為什么要頂層設計呢?就是因為存在這些問題。整個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進，要一個個解決這些問題根本沒有辦法。現在問題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從問題出發去找出體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據輕重緩急、配套關系，搞出一個所謂的路線圖。

　　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線圖來，要明確提出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我認為這事不可能由國務院來做，還是要由黨中央直接來做。當然有些同志主張恢復國家體改委，但根據過去的經驗，1984年那一輪改革方案也不是國家體改委做的，是成立一個方案辦做的，1991-1993年那一輪是黨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個總體方案起草組是中央直接領導的，起草組組長就是當時的中辦主任溫家寶，另外配合的有16個調查組，調查組是中財辦派的，當時中財辦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黨中央直接抓的，這次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曾經說過，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寧所說的“國家辛迪加”，其實所謂“國家辛迪加”問題，不是一個國企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我們的體制就是列寧斯大林體制。列寧把它叫“國家辛迪加”，東歐的改革派經濟學家用了更加現代的說法，叫做“黨國大公司”。

　　中國現在的發展，就是列寧在1921年所說的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的特點是：一方面有市場，另一方面，國家掌握著所有的“制高點”，“制高點”在中國的翻譯叫“命脈”，這個東西是我們要改的。

　　經過幾輪改革，到了上世紀末，我們宣布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體制其實有很沉重的舊體制的遺產，特別是在本世紀初，很多領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國進民退”，所以中國是個半市場經濟國家，這要繼續發展下去，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有兩個問題繞不開：一是舊的增長模式繞不開。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十幾、二十幾年了，問題愈演愈烈。從淺的方面來說，就是造成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從更深層面說，造成了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靠大發鈔票來支撐增長，造成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通貨膨脹壓力正在持續走高，我們現在的貨幣流通量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過100%的國家都很少。二是權力介入經濟領域以后，腐敗愈演愈烈，現在已經深入骨髓。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很可能發生很大的問題，中國社會也很可能發生很大的問題。所以，最近一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不改革就注定要發生很大問題了。

　　但我認為，改革共識已經形成，我所謂的共識就是：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必須重啟改革。過去我的一些言論在網上反對的人比贊成的人多，這次90%的人贊成，這就是我說的共識。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屆四中全會，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場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還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這是一個過去曾經有過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紀，開始冒出另外一批人，過去都是小打小鬧地反對，遞幾次萬言書，到了本世紀就比較厲害了，正式提出了綱領，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來，還有“中國模式”派的出現。在實際行動上，2006年前后，國資委的文件就調轉方向，向另外一個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堅定的，但是形成共識則是最近這一年的事。最近有幾件事，一個就是高鐵，高鐵號稱是“中國模式”創造的奇跡，是個什么奇跡?很清楚嘛。另外一個“中國模式”突出的表現就是重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