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資金鏈困局中難倒了誰？

　　近日，浙江鋼構董事長盧立強溺亡，隨后曝光其死因是深陷高利貸困境，銀行都干什么去了?

　　宏觀調控轉向的犧牲品

　　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我曾經于1992~1996年從事鄉鎮企業(中小企業的前身)貸款管理工作，深知每一次政策轉向、貨幣緊縮，最先受沖擊的一定是鄉鎮企業，尤其是以鄉鎮企業家個人為大股東的中小企業。而中國的政策恰恰如翻烙餅，一會鼓勁，一會撤火;一會說要農業機械化，一會又說機械化步伐太快了;一會說支持鄉鎮企業，一會又說國有企業是被鄉鎮企業擠垮的;更要命的是貨幣政策，永遠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而這種政策的翻烙餅對鄉鎮企業的傷害極大。

　　由于我當時管理的是總行級對鄉鎮企業的貸款，層次高，抗打擊能力稍微強一些。但從1991年鄉鎮企業開始萌芽，到1996年大批鄉鎮企業倒閉的5年多時間內，我經手的貸款大約有1/3形成壞賬，同期各省市的鄉鎮企業的壞賬比例有的高達60%。更重要的是，當時很多銀行腐敗案件都與鄉鎮企業貸款相關，鄉鎮企業為取得貸款而向銀行貸款管理者行賄，大約有上萬個銀行管理人因為受賄而出事，有的甚至被判死刑。當大量壞賬和大量犯罪聯系在一起時，這類貸款不但成為銀行業最嚴重的風險區，也是后來制度設計最嚴控的高危區。

　　從此以后，中小企業貸款難就被年年喊，但年年解決不了。實際上，當時鄉鎮企業貸款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多的壞賬，與政策突變相關。從2005年開始，為了將大批臨近死亡邊緣的國有企業“挽救”回來，政府實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宏觀經濟政策轉變，各大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開始敞開供應，不計風險低利率供應，而對鄉鎮企業貸款則全部掐斷，除了少數已經長大成為超大型企業的鄉鎮企業。

　　自從鄉鎮企業這個名詞“被消失”之后，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就有了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將中小企業貸款列為高風險貸款，不僅發放條件越來越嚴，而且實行風險管理“終身制”，“連坐制”，一筆中小企業貸款成為壞賬，責任人管理者好幾個人都被安排“下崗催收”，停發獎金，甚至退休后也要追究責任。這種規定合理嗎?若詢問100個銀行業高管，99個都會告訴你，合理。為什么?不僅是責任追究太嚴厲的問題，而是太容易被追究責任的問題，所以沒有了內外勾結，也就沒有了中小企業貸款。

　　更多人會告訴我，即使沒有內外勾結，出事的概率也太大了。統計學告訴我：當宏觀經濟環境發生劇烈突然的變化時，什么企業抗打擊能力強呢，什么企業的資金鏈最容易斷裂呢?毫無疑問，國有企業融資渠道寬廣，管理水平高，政府扶持力度強，除非發生大面積系統性風險，它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死——死了也與貸款管理者無關。而中小企業則完全相反，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屬于“弄潮兒”，成長性確實有，水平低則是一大批，不僅正常死亡經常發生，且一旦遇到宏觀調控，由于庫存壓力等正常原因而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國有企業。由于中小企業最容易成為宏觀調控的犧牲品，而中國的宏觀調控又經常發生，更何況中小企業一大批，放貸失誤的概率遠遠超過國有企業，誰敢輕易碰這個“高壓線”，誰愿意冒這個風險?

　　2011年的新形勢

　　2010年上半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從房地產市場很快蔓延到整個實體經濟，至2011年5月，經濟增速連續下滑，企業成本負擔越來越大，而在不斷加大的成本中，資金成本上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我最近到浙江、江蘇、山東等地調查，與很多企業家和地方領導交談，深刻地感覺到：浙江、江蘇等中小企業最發達地區(更不要說欠發達地區的中小企業)的絕大多數企業當前都在“過冬”，所謂“大批死亡”的報道也許有吸引眼球之嫌，但“關門大吉”的卻隨處可見，即使是仍在堅持生產的企業，也將生產規模壓縮至極限，非常多的企業靠高利貸生存。它們在等，更是在賭宏觀經濟環境會在下半年好轉。很明顯，如果宏觀調控力度不做微調，指向不做改變，不出臺扶持中小企業的特殊政策，很多中小企業熬不過四季度。

　　現在很多媒體和官方調查機構都承認：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企業資金壓力，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加大(6月2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發布《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春季報告》)。其實，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它們也很難得到貸款。過去，沒有商業銀行眷顧的大批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能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仰賴的是“大環境”長期相對寬松。當經濟發展迅猛時，很多中小企業很容易吃到國有大型企業的“剩飯”——它們可以靠大企業或國外訂單取得預付款，還可以辦理票據貼現，更多的時候是靠民間借貸融資——通過極低的市場經營成本消化較高的資金成本。

　　但當大環境趨緊時，一切都變了。銀行的同行告訴我：在嚴厲的宏觀調控背景下，國有大型企業可以靠壟斷生存，房地產企業可以靠存款、存貨以及高利貸生存，唯有中小企業最先倒下，因為它們大都屬于產業鏈最低端，平常就靠“殘羹剩飯”活著，現在，大型企業資金都緊，房地產企業又處于自保的關鍵時刻，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在上漲，“殘羹剩飯”越來越少，即使有一點點，也要花比“正餐”價格還貴的價錢去買，讓中小企業怎么生存?

　　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態度

　　我在調查中反復地詢問地方官員：目前中小企業的絕對數量是不是多了?是不是存在超前發展，戰線拉得過長問題?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是否存在老板個人素質問題?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官員都告訴我：中小企業的問題的確很多，但從戰略上看，地方上必須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因為這涉及民生，涉及就業和穩定。對地方來說，80%以上的就業來自于中小企業，70%的稅收也來自中小企業，當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時期，地方就呈現安居樂業的場景，政府也有錢更多地解決民生問題。相反，當30%左右的中小企業開始裁員，我們這些地方官員就很緊張，既擔心無業游民滋事，也擔心稅收大幅度下降，許多已經向老百姓承諾的事沒錢辦。

　　同時我也問銀行官員：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愿意更多地發放中小企業貸款?對這個問題，答案存在“南北差異”，地區差異。在中小企業發達的江浙包括山東一些發達地區，金融機構普遍重視中小企業貸款，通過不斷創新信貸產品、創新融資機構等辦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但當整體資金環境趨緊時，銀行都“沒有錢”(額度和頭寸)，再好的創新產品也只能閑置，搞一點票據貼現也是杯水車薪。而當我回到長江以北尤其是黃河以北后再問，銀行干部的說法完全變了：就是不能給中小企業貸款，壞賬率太高了。的確，我詢問了一些商業銀行市級機構，今年以來基本沒有發放過一筆中小企業貸款。

　　據我了解，今年各大銀行都調整了貸款投向，房地產開發不能貸，地方融資平臺不能貸。這是對的。但很多銀行將面向實體經濟的貸款大約壓縮了30%，這就值得商榷。

　　據了解，為了防范系統性風險發生，很多商業銀行都在實行“經濟資本”管理制度，要求按照風險程度、綜合回報水平調整貸款結構，急著讓巴塞爾Ⅲ落地，好像有了巴塞爾Ⅲ就萬事大吉。這種制度設計使基層行更多地采取貸款兩極化發放辦法，即更注重國有大型企業和個人貸款兩頭，甩開中小企業。這個道理很明顯：國有大型企業是國家必保的企業，不會垮，更不能垮，有最大的安全保證。個人貸款也安全，因為現在很多居民都有財產，具有良好的質押擔保條件，同時這類貸款可以“任意”上浮利率(附加很多收費條款，形成所謂的中間收入)，既保險又賺錢。商業銀行的貸款都“兩極化”了，中小企業自然被擠得連縫隙都沒了。

　　幸好，商業銀行的很多個人貸款產品都與中小企業息息相關，因為中小企業老板其實就是個人。今年以來各家商業銀行個人貸款占比大增，不排除很多中小企業家以個人名義申請這類貸款。客觀地說，如果今年商業銀行不是“大開”了這個口子，熬不下去的中小企業會更多。但有一點需要強調：連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都在變相地發放準“高利貸”，“黑市”融資更公開，更猖獗。據國家機構測算，今年銀行發放的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在15%左右，遠遠高于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很多都在20%以上。而黑市融資利率已經升至50%甚至更高。我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活躍于正統商業銀行和黑市之間的小型民間擔保公司(實際是面向私人和中小企業的短期貸款機構)，僅靠辦理“過橋貸款”和高利貸融資擔保業務，今年的利潤可以上億。看到它們在瘋狂地賺錢，就可以想見中小企業有多么難!{page_break}

　　商業銀行的利率沒有市場化

　　既然中小企業都在承受高利貸，客觀上也能承受高利率，“嫌貧愛富”的商業銀行為什么不對中小企業更多地發放利率高一點的貸款呢?簡單地回答：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定價機制沒有形成，更沒有利率市場化的制度基礎。但進一步思考：如果所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定價都市場化了，會出現怎樣的情形呢?很多國有企業包括大型國企有可能得不到貸款!

　　中國銀行業至今仍然維持低利率環境的根源是必須適應很多國有大型企業的低效率運行，覆蓋大量超前投資和無效GDP所形成的隱性損失。據統計，目前我國占企業總量0.5%的大型國企擁有50%以上的貸款份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大約占比10%，這些貸款中的20%屬于低效，還有20%屬于超前，短期不形成產出。按照這樣的估算，現在的利率水平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再提高，將大面積形成壞賬。同時，大面積提高存量貸款利率，不僅無益于抗通脹，還會極大地提高所有企業的融資成本，這種突然間提高的資金成本最終會轉嫁到商品市場，持續地推高物價。這樣的前景是那些主張盡快實現利率市場化的經濟學家們所始料不及的。

　　必須承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擔負的責任不同，是國民經濟的兩個系統。要想國強，沒有過硬的超大型國有企業不行，要想防范重大系統性風險，必須有強大的國有企業保障市場的基礎產品供應。但是，要想民富，要想創新，要想增就業，要想獲得高成長，還得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民營企業。

　　怎么解決同時向兩個系統輸血的問題?要強調金融體系中的分工，同時在金融分工的基礎上漸進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眼下，則要快一點推出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特殊政策。

　　現在中國的金融機構是多了，還是少了?無疑是多了，但為什么中小企業貸款卻更難?毋庸諱言，起初很多中小銀行，尤其是地方性商業銀行在成立之初都是打著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幌子申報的。而一旦它們獲準成立，立即搶占大中城市，與國有銀行爭搶公司業務，爭搶國有企業貸款份額。很明顯，發放一筆大型國有企業貸款的工作量與發放一筆中小企業貸款幾乎一樣，但工作成本卻降低90%以上，風險還小。結果是什么?是市場金融分工的混亂，是進一步壓縮了中小企業的金融資源，壞處很多。

　　我一直強調，中小銀行尤其是地方性銀行的重點支持對象就是中小企業，它們的發展必須與中小企業的發展相適應。同時，中小銀行也應該成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先鋒，靠風險定價優勢取得競爭優勢。與此相適應，銀監會應該明確放開中小銀行的風險定價權，同時也應該限制它們的業務活動空間。雖然這樣做有可能推高物價，但甘蔗沒有兩頭甜，何況，當中小企業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創新能力增強，產出擴大之后，也會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對此，應該辯證地看。更重要的是，我國銀行業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必然趨勢，當中小企業貸款大都實現了市場化利率之后，國有企業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將開始，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關鍵是深化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

　　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難不難?很難。但如果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解決的辦法會很多。我在調研中還發現，各地中小企業生存環境差異很大，這與中小企業的素質當然相關，但與當地政府長期大力扶持幫助的政策態度更相關。政府怎么扶持?江浙地區有很多好例子，但不夠，地方政府希望國家出政策，尤其是應急的政策。什么政策?國家在住房制度上可以試驗“雙軌制”，為什么在信貸額度管理制度上不能試驗雙軌制呢?很多地方政府官員和基層銀行家提出，希望我呼吁，在今年銀行信貸額度中，根據不同的銀行劃一個不同的比例，作為中小企業專項信貸資金。同時將這個辦法延續下去——不僅僅是解燃眉之急。現在很多銀行都成立大客戶部——追著國有企業放款，為什么不能成立中小企業信貸管理部，專門研究哪些中小企業確有發展潛力，值得重點支持，長期支持呢?更要有機構研究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特殊信貸產品，擔保抵押制度等，使那些沒有或缺少抵押品的好企業也能得到貸款。

　　必須強調，商業銀行是有經營風險的，而中小企業的市場風險相對國有企業肯定要高，但企業的優劣，風險的高低，有了好的制度并通過有經驗的信貸專家操作是可以做到準確識別的。同時，通過金融創新也可以極大地降低銀行風險，比如在江浙山東一帶廣泛實行的廠房抵押，庫存抵押，訂單抵押，應收款質押，包括“轉租賃”、“代理租賃”業務等，五花八門，它們能直接或間接地解決中小企業抵押物欠缺的最大難題。

　　這還不夠，一些地方的銀行信貸干部還告訴我，要最終解決中小企業缺乏抵押物難題，必須將人的信譽、企業的信譽也納入可“質押”的范疇，實行企業聯保無限連帶責任制度。具體辦法就是：幾家企業簽署聯保協議，將企業家個人財產也納入聯保名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擔保方式手續簡便，名義上似乎是信用貸款，其實比任何擔保抵押都管用，因為它不僅抵押了企業和企業家的信譽，還抵押了他們的家庭財產。這個辦法在中小企業發達的區域可以試點。

　　總之，我在調查中最大的體會是：各地政府和銀行不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熱情，也有創新的動力，關鍵需要解決的是觀念，是制度安排。細節的創新固然重要，但靠基層和商業銀行自身解決不了根本制度方向的把握問題。如果這個國家未來還是靠壟斷地位以及權力大小分配并享受社會資源，中小企業還是靠吃“殘羹剩飯”生存，哪一家銀行也不會給中小企業貸款。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核心是擺正國強與民富的關系。相反，如果真的按照市場化方式分配社會資源，在更多的領域實行市場競爭，中小企業一定會獲得長足的發展，何愁商業銀行不來“傍大款”。解決問題的關鍵其實就是一條：是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繼續向前走，還是猶猶豫豫偷著向計劃經濟體制回歸?我相信，經濟體制更多地按照市場經濟方式運行，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快，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將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