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是否是跨國公司利益的保護傘

　　全球貿易規則博弈升級

　　近期，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舉行簽署儀式，各國爭取讓協定在2年內生效，由于TPP的12個成員國人口之和為全球總人口的11%，其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分別為全球的40%和1/3，成為最近20多年來全球規模最大的一項貿易協定。然而，TPP的意義不在于其所形成的貿易和經濟體量，而在于它代表著全球貿易規則演變的開始，意味全球貿易規則博弈的升級。

　　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演進趨勢是以區域貿易規則創建為基礎，輔以規范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則的發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后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變得更加激烈和隱蔽，正在從自由貿易轉向規則貿易和特惠貿易。從國際貿易規則演變歷史看，國際貿易規則的構建主要大國所發起，先形成小范圍的核心國集團，進而將其推廣至多邊協定和多邊貿易體系。

　　跨國公司經濟利益 被放在首位

　　遠觀不如近看，TPP并非其所對外強調的那樣“公平、公正、透明”。由于TPP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高度保密，采取閉門談判的方式，很多核心內容及其細節并不為外界所知。從已經解密的內容來看，實際上，TPP與以往自由貿易協議最大的區別不在于關稅水平的降低，合作程度的加深，也不代表著貿易更加便利化，而在于跨國公司對主權國家司法壁壘的破除。《全球經濟系統的脆弱性》一書的作者哈克·拉斯姆斯就曾經指出，TPP代表著走向一個跨國公司政治制度重大的飛躍，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被放在首位。

　　目前，跨國公司控制著全世界70%以上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70%以上的專利和其他技術轉讓。根據UNCTAD(2013)統計，2010年全球大約80%的總出口與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網絡相關聯，這表明跨國公司是GVC分工布局的主導力量。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的iPione價值鏈。iPione在美國完成產品設計后，由韓國LG、三星，美國博通、德州儀器，日本的AKM和歐洲意法半導體、中國臺灣地區的鴻海等公司提供主要零部件，最后在中國富士康、英華達等公司進行組裝再出口給蘋果公司。從利潤走向看，每臺iPhone手機價值貢獻中，美、日、韓分別憑設計和技術獲得49.4%、34%和13%的利潤分成，而中國通過加工組裝所創造的價值僅為手機出廠價格的4%。由此可見，事實上iPhone的銷售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是貿易順差，而不是傳統研究方法所認為的那樣給美國經濟帶來了貿易逆差。

　　也正因跨國公司在美國的絕對主導地位，本質而言，TPP等區域貿易協定是以國際貿易組織(WTO)的例外為基礎，傾向于保護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惠貿易。首先，在原有WTO框架內，涉及到的是商品貨物在各協定國之間的自由(低關稅)流動，而跨國公司在某主權國家做生意，必須遵守主權國家的法律和仲裁，這對美國跨國公司形成了很大的主權壁壘約束。為了繞開這些約束，TPP首次引入“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ISDS條款)，設計出一套獨立于WTO國家爭端解決機制以外的新程序。根據ISDS條款，在TPP的框架內，規定主權國家法律必須服從TPP協定精神(打破主權國家壁壘，關稅近乎于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如果投資對象國的政府決策損害了外國投資者的權益，則投資者可以繞開該國的司法體系，直接向國際商業仲裁機構提交爭議，要求投資對象國政府賠償損失。由此在TPP框架下可以對簽約國政府的法律與政策變化所帶來的損失要求賠償，這極大地擴張了跨國公司的福利和利益分配。因此，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美國經濟也成為TPP協議中最大的收益者。可以說，相比較于以前的爭端解決機制，TPP的ISDS將跨國公司的權力推向了一個新高度，成為跨國公司利益的保護傘。

　　美國的“公平貿易” 只是為了本國利益

　　事實上，一直以來美國的全球政策都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核心，美國一向標榜自己為自由貿易的楷模，但全球產業分工卻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又不能放棄自由貿易的大旗，于是近幾年，美國對國際貿易關系做大幅度的調整，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意圖擴大本國壟斷產業在國際市場份額，使貿易增加值和利潤留在自己手中。

　　而另一方面，美國卻苛責別國實行不公平貿易做法，扭曲市場競爭。TPP成功地為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建立了規則。美國堅持認為，中國長期以來通過對國有企業提供補貼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國有企業依靠壟斷和國家支持在全球進行擴張，是擾亂了世界經濟秩序。TPP對國有企業參與的市場行為首次進行了全面回應，要求成員國對國企進行私有化，并且完全遵守市場法則，這意味著中國的國有企業今后的國際經營將可能遭遇重大掣肘。

　　很大程度上，跨國公司的進化史就是一部美國資本主義演進的歷史。美國為跨國公司大開方便之門，給予其特權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為了確保美國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通過“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單方面向不符合“自由貿易”的東道國提出經濟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脅，或通過貿易談判迫使其開放本國市場。可見，對于完全以本國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美國而言，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是名義上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卻更具隱蔽性，戰略上更具進攻性的“超貿易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