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即將啟動
本輪對話有四項討論議題,即促進強勁的經濟復蘇和更加持續、平衡的經濟增長;促進互利共贏的貿易和投資;促進金融市場穩定和改革以及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本月24日至25日,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下簡稱“對話”)將在北京舉行。在去年7月舉行首輪對話之后的一年間,無論是中美兩國還是全球經濟金融形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兩國關系亦因此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新形勢下,如何把握本輪對話的看點?在公開的議題背后,雙方又存在著哪些真實訴求?謀取共贏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人們應該對這一兩國間最高層次對話機制抱有怎樣的理性預期?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本月20日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相較一年前,本輪對話在背景上的最大變化在于中美兩國如今呈現出一種更加平衡的“互有所需”關系,而高層對話的意義正在于明確和深化這種關系,為未來解決具體問題及推進具體合作確立框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應該是一種處于全球架構下的中美最高層次對話,其前瞻性和戰略性決定了對話的成敗不在于是否能在短期立竿見影,而是著眼于長期的合作與協調。”陳鳳英表示。“人們應對對話保持理性預期,比如不能指望貿易磨擦一夜消失等等。”不過,她也認為從目前兩國的利益契合點和推進態度來看,本次對話可能尤其會對雙方未來在新能源領域合作帶來有益影響。
中美關系寒暑交替
盡管寒暑交替一向是中美關系周期性表現的一個特性,但是過去的短短一年間,兩國所經歷的由熱至冷而后緩和的關系仍然有些不同尋常。在去年首輪對話之后的幾個月,中美關系發展平穩,特別在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同舟共濟,為推動G20匹茲堡峰會取得成功及全球經濟復蘇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情況在去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后卻發生了變化。華盛頓大學中美關系專家沈大偉(DavidShambaugh)20日就即將舉行的對話在中美商會發表演講,稱過去6個多月的時間里,兩國關系相繼經歷了“嚴冬”之殤與“暖春”之旅。
所謂“嚴冬”時期,大體是從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初,其間導致或反映中美關系惡化的事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的針鋒相對、美方對臺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谷歌公司撤出中國大陸、密集的貿易磨擦、美方強力施壓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等等。而所謂的“暖春”階段起始于3月初兩國官員的接觸,即雙方同意采取協調步驟解決現存問題。之后,美國高層官員頻繁訪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赴美參加核安全峰會并與奧巴馬會面,此后兩人又多次通過電話進行富有成效的一對一溝通。兩國關系因此重新回到相對穩定的狀態。“現在,在北京已經入夏的時候,我們要關注的是中美關系是否也會迎來夏天。”沈大偉對記者表示。
“互有所需”成為關鍵詞
回顧一年前的首輪對話,當時全球經濟尚未擺脫衰退,復蘇綠芽若隱若現,其中拋出大手筆刺激計劃的美國尤其需要外部融資渡過難關。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當時的美國更需要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這使得美國無暇顧及其他訴求。如今,美國經濟復蘇已相對企穩,至少已經從低谷中走出,而歐債危機更加大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間接提升了美國政府獲得外部融資的能力。陳鳳英認為,這種背景變化的結果就是兩國在本輪對話中可能更多地是尋求平等交換各自所需,而不再存在“誰更需要誰”的地位差別。
除此之外,陳鳳英認為美國國內政治壓力也是影響美方態度的重要因素。今年11月美國即將舉行中期選舉,而奧巴馬及民主黨的民調成績較其剛上臺時已有明顯下滑。為爭取更多選票,奧巴馬政府很有可能會在對華問題上保持相對強硬的態度,包括會見達賴、對臺軍售以及施壓人民幣升值等。這種政治風向也有可能在對話中有所體現,因此不排除美國在本輪對話中會對中國提出更多訴求。 {page_break}
透過議題看訴求
本月20日,財政部部長助理朱光耀在對媒體的吹風會上通報了本輪對話的四項討論議題,即促進強勁的經濟復蘇和更加持續、平衡的經濟增長;促進互利共贏的貿易和投資;促進金融市場穩定和改革以及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陳鳳英認為,這四項議題充分體現了兩國對話是一個在全球架構下的對話,而并非僅僅關乎一中一美。在這個危機后的多事之秋,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能夠率先協調立場爭取共贏,則無疑會大大提高問題解決的效率。比如,在宏觀政策協調方面,曾經存在于中國一方的對美元資產安全的擔憂可能轉化為兩國同時關注的對整個西方債務問題的擔憂,即在資本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逆向流動的過程中如何保護前者的債權安全和投資者利益;又比如在匯率問題上,在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暴跌的背景下,雙方可能需要跳出人民幣或是美元的框框,而是討論所有主要貨幣的匯率穩定問題。
當然,在每一個議題之下,具體到兩國的利益協商更加引人關注,而兩國毫無疑問也都有針對彼此的不同訴求。沈大偉認為,在本次對話中,美國方面可能更關注六方面問題:一是希望中國更多消費;二是希望中國協助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三是擴大美國在華出口和投資;四是希望中國支持美國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的立場;五是希望中國進一步面向外資開放金融業;六是提高美國企業在華經營環境的透明度。而中國方面可能也希望在六個方面取得進展:一是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二是減少對中國在美投資的歧視;三是取消或減少美國高科技出口限制;四是減少對華貿易制裁;五是不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以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問題上對華說教;六是要求美國關注其國內儲蓄率并制定穩妥的財政政策。
值得關注的是,記者在對兩位專家的采訪中發現,他們的觀點不謀而合。陳鳳英認為,此番對話美國最大的意圖在于擴大對華出口,特別是開拓中國清潔能源市場,加強與中國的新能源合作。
“在落實奧巴馬關于在五年內實現美國全球出口翻番的計劃方面,短期內新能源是其最為重要也最為現實的突破口。”陳鳳英表示。事實上,這從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此番早早趕赴中國并頻頻露面闡述中美新能源合作前景中即可見一斑,而美方近期有意對高科技出口松綁的消息似乎也在為此助陣。試圖揣測中方立場的沈大偉則對記者表示,降低美國高科技出口限制及技術轉讓壁壘可能也是中國在本次對話中的最大關注。如果中美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各取所需,則美方可擴大出口,中方可節省研發成本,同時對于糾正貿易失衡及解決環境問題都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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